今年春季，尤其是进入4月以来，东亚多地频频遭遇沙尘天气过程。来自亚洲内陆的沙尘，影响中国十余个省区市，甚至跨越海洋，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专家介绍，除了亚洲沙尘暴源区，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中亚、西亚等地的沙漠干旱地区等也是全球主要的沙尘暴源区。

沙尘天气属于自然现象，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官网指出，不幸的是，沙尘暴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越来越普遍，滚滚沙尘乌云，可以吞噬沿途的一切，从中国北部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受到严重影响。

5月3日，新京报记者对话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地理学系环境与发展教授林赛·斯特林格（Lindsay Stringer）。斯特林格长期使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2013年，她因在旱地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菲利普·莱弗休姆奖，2017年，斯特林格获得了由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沃尔夫森优秀奖。斯特林格还参与撰写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有关土地退化问题的评估报告。

(资料图片)

斯特林格表示，人类文明已经非常迅速且广泛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不仅是砍伐树木、滥伐森林以及过度放牧，人类城市化的进程也在迅速改变着陆地表面，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沙尘暴的产生。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数据，全球约有32亿人都受到土地退化的影响。斯特林格强调，应对土地退化需要全球性协作，在采取措施防治荒漠化以及应对土地退化时，须与人们在当地的谋生方式相适应。无论在哪里，治理土地退化问题都需要以综合方式思考，再采取系统措施。

地球连线｜对话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地理学系环境与发展教授林赛·斯特林格（Lindsay Stringer）。

人类文明迅速且广泛改变了地球面貌

综合因素导致沙尘暴产生

新京报：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可以被称为“沙尘暴”，沙尘暴的形成需要哪些条件？

斯特林格：综合起来的条件是，缺乏植被覆盖，加上大风天气以及干燥气候。干旱地区植被较少，覆盖土地的植物较少。如果（沙尘）颗粒暴露在外，在风很大的情况下，这些颗粒很容易被风卷起来。在部分干旱地区，气候变化会导致当地更加干旱，如果土壤中的水分减少，（沙尘）颗粒就会变得更加松散，无法黏在一起。这些尘粒、沙粒就会被风吹起，还会越过国际边界被吹到其他地方。

新京报记者连线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地理学系环境与发展教授林赛·斯特林格（Lindsay Stringer）。

新京报：沙尘暴主要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斯特林格：很多沙子和灰尘都来自沙漠地区，那里植被量很少，所以土壤和沙粒更容易被风吹起。除干旱地区外，农业用地也容易产生大量灰尘，矿区特别是露天矿区也有大量灰尘。很明显，这类地区在世界各地都有，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很多国家都会经历沙尘暴。即便在英国，我们有时也会遇到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这些沙尘从非洲一路穿越地中海，来到英国。根据风向和气流强度不同，沙尘也在四处移动。

新京报：从根源来看，导致沙尘暴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斯特林格：除去天气条件的话，可以看看（沙尘暴）中人类活动参与的一面。作为一个文明，我们已经非常迅速且广泛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我们砍掉了许多树木，尽管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恢复计划在进行之中，但我们改变了许多地表覆盖情况，使得更多的土壤暴露在外。

不仅是砍伐树木、滥伐森林以及过度放牧，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也在迅速改变着陆地表面，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沙尘暴的产生。

荒漠化会影响人类福祉健康

应对土地退化需要全球性协作

新京报：沙尘暴是土地荒漠化的直接后果，而荒漠化又因气候变化影响和采矿、放牧等人为活动而加剧。你是IPCC土地报告中土地退化章节的主要作者，如何具体量化荒漠化的程度？

斯特林格：事实上，想要具体测量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是十分复杂的。你可以在地面上测量土壤的变化，测量土壤的持水量、含碳量，也可以测量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并观察土壤的物理结构。

另外，还可以根据其经济影响来衡量（土壤）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如果你对土壤作出一些改变，也许庄稼长得不如以往茁壮，或者牲畜长得不如以往壮实，因为它们没有得到优质的草料。总的来说，可以通过生物学、生态学以及化学的方法（进行测量），还可以在采取措施后，与实地人员进行交谈。通过遥感也可以获得很多数据，这些数据能告诉我们在沙漠边界发生了什么。

土地退化区域并不局限于干旱地区。例如，倾斜的山坡层上仅覆盖薄薄一层土壤，土地会很容易被水冲走。而在沿海地区的平地，它可能更容易受到盐、风暴和洪水的影响，于是就会出现土地盐碱化，这是另一种土地退化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把土地退化当作是一个单一的事情来谈论，但事实上，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的过程。只是在干旱地区，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被称为荒漠化，土地生产力因为这些变化而不断下降。

在非洲索马里，树木被砍伐以制造木炭，导致土地表面光秃易受到侵蚀。干燥的气候意味着人们必须走很长的路去取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荒漠化被称为“现代最大的环境挑战”“地球的癌症”，你如何看待这些针对荒漠化的评价？荒漠化对于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斯特林格：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土地质量。我们人类正是依赖土地种植庄稼等大部分食物，虽然我们也从海洋中捕鱼，但土地在人类生存中扮演重要角色，既可以种植食物，也可以调节其他环境过程。

具体而言，荒漠化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吸入这些小颗粒，它们会卡在肺部，导致各种各样的呼吸问题。荒漠化还会导致经济损失。沙尘暴可能会扰乱食品以及其他商品的运输，当灰尘掉落，它可能会污染水源，而清理水源的费用十分昂贵。它还能扰乱电信。就此来看，这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导致人类健康福祉受损。

IPCC发布过一份报告，专门研究气候变化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其中发现人类如何管理土地会影响进入大气的（碳）排放量，进而影响气候变化的程度。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影响着人类、影响着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这个话题也并不独立于其他事务之外，而是与更大的挑战息息相关，例如发展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这些更大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以综合的方式来解决。

新京报：哪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荒漠化的发生？气候变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能否量化荒漠化中有多少是直接由人类活动导致的？

斯特林格：很难衡量到底有多少是由人类活动直接造成的荒漠化。因为这是一个由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问题。就如我刚才提到过的，坡地上会有很多侵蚀，这可能仅仅是因为自然过程，由于重力作用，土壤被不断冲下山坡。再比如，在一大片空地上，没有太多可以帮助减缓风速的植被，遭遇刮风天气，风就会将更多土壤卷起。正是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荒漠化。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荒漠化发生的地区而言，导致当地荒漠化的诱导因素可能发生在其他地区，但却是发生荒漠化地方的人们在遭受痛苦。例如，欧洲对肉类的需求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南美森林的砍伐。

同样在发生沙尘暴时，沙尘会从荒漠化地区被带往另一个地方。所以在荒漠化问题上，世界各地之间相互联系，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不能靠某个人自己单打独斗解决。应对荒漠化需要全球性协作，目前也有一些国际协定帮助支持应对荒漠化的国际努力。

中国防治荒漠化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治理措施应与当地生计相适应

新京报：有专家认为，只有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形成的荒漠化土地，才有可能治理和需要治理。你认为在治理荒漠化方面，应该侧重考虑哪些方面？

斯特林格：与其谈荒漠化，不如更广泛地考虑土地退化问题。因为沙漠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统，我们并不会在极度干旱的地区种植人类所需的大部分食物。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应该在哪里种植粮食，并确保我们管理土地的各种方式不会让其受到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保证土壤恢复，在可能的地方保持植被覆盖，替换养分。从减少沙尘和沙尘暴方面考虑，我们最好不要深耕，需要略小规模的耕种场地，并在其间穿插防风设施以降低风速，减少灰尘颗粒的夹带。我们应该更多思考土地管理的方法，而不是试图修复自然的生态系统。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4日，阿联酋迪拜遭遇沙尘暴。图/视觉中国

新京报：谈到治理荒漠化，大家总会想到“多种树”，将沙漠变成森林。这其中有哪些认识误区？树木在治理荒漠化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斯特林格：植树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并不是随便在哪里种几棵树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合适的地方种植合适的树木，如果把气候变化也考虑在内，我们还需要确保种植的树种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气候情况，例如更多的干旱或更多的暴雨。所以种植的树种需要适应气候。此外，还需要考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肯定不想种植入侵物种，那样的话它会和所有已经存在的树木竞争，导致最后剩下的树木比一开始的时候还要少。

水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在大片土地上种植了很多干渴的树木，那么它们可能会减少进入河流的沉积物，与此同时流入河流的水量也会减少，因为这些树木也需要用水。所以种树需要考虑对下游的影响，特别是在下游有一个需要大量用水的城市，或者下游需要进行水力发电的情况下。

所以选择在哪里种树需要一种综合的（思考）方式，种树也会对不同部门、不同流域以及环境系统产生影响，保证种树不会给我们造成更多的问题。

最后，在谁的土地上种植树木也是一个问题。这可能需要农民把原本用于耕种的土地让渡出来种树，也涉及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部分国家，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土地和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这都取决于当地具体情况。解决荒漠化问题，从财产权到水力发电，这背后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考虑。

新京报：整体而言，你如何评价中国几十年来防沙治沙的成效？

斯特林格：毫无疑问，中国多年来在防治荒漠化和绿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受到重视和认可，人们认识到不能让土地一直退化下去，需要为此作出实际行动。中国有许多国家环境项目，大大增加了植被覆盖的数量。就中国的绿化而言，我们在过去十年确实看到了这些项目带来的好处。从卫星数据来看，能看到许多树木生长的地方，在坡地上的放牧活动也在减少。建议中国在未来进一步监测植树对水供应的影响，对河流，甚至黄河沉积的影响。由于树木固定了土壤的位置，让它们不会在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被冲入河里，所以沉积速率会大幅下降。

一个可能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解决环境挑战的同时，解决社会和经济挑战。我们看到在其他地区，农民通过某种特定方式管理土地，可以获得报酬，这不仅是一种补偿，而是认识到利用土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为此定价，这样农民也可以从中受益，他们会得到更多收入。因此，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的另一个潜在机会是创造绿色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谋生，而不一定直接依赖于土地。

新京报：沙尘暴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中东地区都有类似问题，根据各国不同的治理经验，你对于治理荒漠化、土地退化问题有哪些具体建议？

斯特林格：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实际上取决于生计体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洛杉矶，中东的德黑兰，这些都是非常干燥的地区，在沙漠中矗立着的大城市。然而，在这些地方解决荒漠化的方法，当然和在蒙古国、撒哈拉以及非洲萨赫勒地区采用的方法非常不同。

我认为，防治荒漠化的措施应该与人们在当地的谋生方式相适应。在乡村地区，主要在于培训农民，了解他们因荒漠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小规模耕种的农民，可以使用标准的可持续土地管理措施，例如保持覆盖作物，在土壤中添加护根物、堆肥或者肥料，在可能的区域让土地休息。如果放牧的话，就土地面积而言，不能养过多的动物，不在小块土地上使用大型、重型机械，因为这会让土壤疏松，更易受到侵蚀。

在城市里，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节约用水，确保建筑是按照具体法规建造的，可以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减少对水电等其他能源的压力。无论在哪里，（治理土地退化问题）都需要以综合方式思考，再采取系统措施。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编辑 张磊 校对 赵琳